够得上树碑立传的人物当然为数不多丰碑巨碣铺叙详尽获得某位名公

够得上树碑立传的人物，当然为数不多，丰碑巨碣，铺叙详尽，获得某位名公巨卿的碑铭，就不仅可以了解他的一生，还可以了解到许多有关的历史事件。如果他在史书中有传，则可与碑文互参；如果史书无传，则可补史书之不足。其作用之大，是不难看出的。

后世出土的唐人墓志，比之碑碣，其数量要大得多。因为唐人继承北朝遗风，重视墓志这一体制，地位不分高下，性别不分男女，凡有条件者，都有墓志随葬。由是存世墓志之多，远超禁止立志的南朝，即与重视碑志的北魏、齐、周等朝相比，也有巨大的差别。

唐代墓志大小不一，有制作极精者，有制作粗劣者；有文章写得很好的，也有草率成文的；有的书法佳妙，也有的仅能结体。但判断其文献价值，则不能以墓主的职位高下和志文的篇幅大小为标准。

自从岑仲勉在《续贞石证史》中介绍《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之后，诗人王之涣的生平方为世人所知，于是古时的一切模糊影响之谈一扫而空，有功于唐诗研究匪浅。原石拓片已由李希泌发表在《曲石精庐藏唐墓志》中。又如另一盛唐诗人李颀，成就至高，然生平不详，《唐才子传》仅云“开元二十三年，贾季邻榜进士及第，调新乡县尉”。《千唐志斋藏志》载大历四年（769）邵说撰《唐故瀛州乐寿县丞李公（湍）墓志铭》云：“酷好寓兴，雅有风骨。时新乡尉李颀、前秀才岑参皆著盛名于世，特相友重。”这可能是在时人墓志中叙及李颀历史的仅存文字。可惜李颀本人的墓志未能像王之涣志那样重现人间，提供宝贵的史料，澄清一些疑难问题。

碑刻的情况相同，不应以体制大小区分价值高下。例如宋拓《雁塔唐贤题名》中有云：“侍御史令狐绪，右拾遗令狐绹，前进士蔡京，前进士令狐纬，前进士李商隐，大和九年四月一日。”考蔡京于开成元年（836）进士登第，李商隐于开成二年（837）登第，与题名年代不合，这一“前”字显为后来追添。《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神龙已来，杏园宴后，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及第后知闻，或遇未及第时题名处，则为添‘前’字。或诗曰：‘曾题名处添前字，送出城人乞旧衣。’”蔡京与李商隐伴同令狐子弟出游，正依附其门下时，此一题名可作佳证。

由此可见，唐人石刻对于研究唐代文学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一方面的研究，宋代即已开始，并且做出了很大的成绩。首先从事这一方面工作的，要推欧阳修。

欧阳修有《集古录跋尾》十卷行世。他注意搜集前代石本，其时距唐至近，所见到的碑志，也以唐代为多。他所收集的金石文字共有一千多卷，作有跋文的有四百二十多件，后又命次子棐作《集古目录》二十卷，系统加以整理和著录。

继欧阳修起而做出很大成绩的是赵明诚，他收集了金石文字两千卷，著有《金石录》三十卷，内中也以唐代的石刻文字为多。赵明诚撰跋尾之文共五百零二篇，对许多问题做了深入的考证，有助于唐代文史的研究。例如该书卷二八《唐元结碑》曰：“右《唐元结碑》，颜鲁公撰并书。案《唐书》列传：结，后魏常山王遵十五世孙，而《碑》与《元氏家录序》皆云‘十二世’，盖史之误。又《碑》与《元和姓纂》皆云结高祖名善祎，而《家录》作善禘，未知孰是也。”足以显示碑文对于研究唐诗具有重要的参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