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的家庭关系也比较直接、自然，不像后世那般繁琐多礼。晋武帝时期参与灭吴的王浑，出身太原王氏，娶了著名书法家钟繇的曾孙女钟琰为妻。一次，王浑与钟氏共坐，看到儿子王济从庭前经过。王浑欣慰地对妻子说：“我们生下了这样的儿子，足慰人意！”钟琰却笑道：“如果我当初嫁给了你弟弟王伦，生下的儿子肯定比我们儿子更优秀！”此话一出，夫妻俩并没有反目，还是相敬如宾。又比如，荀彧的儿子荀粲和妻子感情深厚。冬天，妻子发烧生病了，荀粲就跑到庭院中把自己冻冰了，然后回到房内用身体给妻子降温。妻子死了，荀粲悲哀过度，不久也死了。荀粲生前解释过自己为什么深爱妻子：“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意思是自己的妻子是大美人，自己更看重女子的外貌而非品德。古代历史讲求“妇德”，给妇女加上层层枷锁，用所谓的“德”来抹杀女性本身的风韵魅力，束缚妇女追求美貌、男子热衷美色的权利，荀粲的话一针见血，强调了男女关系的应有之义。它的意义在此。裴楷就评价道：“荀粲这句话是情之所至所说的，并非盛德之言，希望后人不要理解错了此话。”

对于厌恶的人和事，魏晋时期的人也不需要虚伪地掩饰，可以爱憎分明地表达出来。晋武帝时，荀勖为中书监，和峤为中书令。惯例是，监令同车往来。和峤性情文雅、正直，对荀勖的谄谀奉承非常厌恶。每次公车来了，和峤就抢先上车，一本正经地一个人坐两个人的座位，不让荀勖上车。荀勖只能再找车。历朝历代的人，做到了达官显贵的层次，几乎都修炼得圆滑得很，不要说跟厌恶的人同车而行，就是和敌人称兄道弟也大有人大。只有在魏晋，道不同，不同车而行。从此开始，晋朝对朝廷的监、令各给专车。

魏晋文人天性自然，敢作敢为的典型例子发生在王粲的葬礼上。王粲生前最喜欢听驴叫，司马昭参加了他的葬礼，对吊唁的人说：“王粲最好驴鸣，我们可各作一声以送之。”来客纷纷响应，大家都学驴叫来给王粲送行。

四

与个人的魏晋风骨相伴随的是那个时代宽容的社会氛围。宽容的氛围，不知道是“魏晋风骨”的表现，还是它的原因。人们很难说清楚，到底是魏晋风骨带动了社会氛围的宽容，还是宽容促成了文人的自由、正直和洒脱。

西晋时曾任尚书令的乐广看到当时清谈风气兴起，人人谈玄学，还有的人以任放为达，甚至裸体见人，虽然不认同不支持，但也没有利用权力进行打压。乐广留下了一句名言，足可以反映魏晋时期的宽容。他说：“名教中自有吸引人的乐趣，何必去追求放达和裸露呢？”人各有志，有人爱熊掌鱼翅，有人爱青菜萝卜，不必强求统一。嵇康在玄学中得到快乐，乐广在名教中获得乐趣，那么就各干各的吧。尽管魏晋时期也出现过杀害嵇康之类扼杀思想自由、破坏社会宽容的恶性事件，魏晋文人的思想并非完全的自由，但镇压毕竟是少数，是小时段的事件。司马昭杀害嵇康不久就感到后悔了，杀戮一个对政权没有直接危害的清谈者却激起了文人集团和政权的直接对立，得不偿失。同样，王导、王敦等大权在握的人，对公然顶撞、出言不逊的王述、何充等人，心里肯定不舒服，可也能做到默然以对，不去打击报复。因此，魏晋社会总体非常宽容，政治权力很少打压思想自由。

谢无奕的性格非常粗暴，一有不如意的地方就恶语相向。王述和他有几件事不合，谢无奕就跑到衙门去，冲着王述大吼大叫。王述正色面壁不敢动。大半天后谢无奕走了，王述才转头问左右的小吏：“走了没？”回答：“已去。”王述这才重新回到座位坐着，继续办公。

最典型体现社会宽容的是司马睿的例子。司马睿庆祝皇子诞生，普赐群臣。大臣殷洪领了赏，谢主隆恩，然后谦虚了一句：“皇子诞育，普天同庆。微臣在这件事情上没什么功劳，愧受厚赏。”司马睿笑着回答：“生皇子这种事情，怎么能让爱卿立下功劳呢？”一来一往，殷洪无意，司马睿幽默。便是在开明盛世，这样的段子也极少会在君臣之间出现吧？

魏晋时期，文人的绝妙表现还有很多，留下了无数闪光的言行。南朝刘宋的临川王刘义庆广招文学之士，搜罗材料，润色整饰，编撰了《世说新语》。这本书为后人保留了魏晋风骨的绝佳素材。其中自由、正直、宽容的魅力，吸引着后来者不断翻看这本书。书中的文人盛事在大一统的秦汉时期没有出现，在之后的隋唐两宋元明清更不可能出现了，正因为独特，才具有重要的欣赏和参考价值。

四九、行政区划上的较量

一

两晋衔接期间，大批官民逃难到南方去，南方的司马睿势力百废待兴，问题重重。作为对诸多问题的回应，东晋王朝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政区制度：侨置郡县。

侨置郡县的起因很复杂。北方大乱，大批老百姓携家带小，举家甚至全族往南方逃难。逃难百姓的规模很大，北方各州都有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的人口迁出，拥向南方。估计在两晋衔接期间南逃的人口占北方户口登记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如何安置如此众多背井离乡的百姓，成了摆在司马睿等人面前的一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