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辩证法的神奇之处，采用这种方法的人滔滔不绝，有理有据，但最终要他拿主意时，他就开始和稀泥，等于说，他说了一大堆，实际上跟没说一样。

曾国藩闭眼沉思，他要权衡得滴水不漏，才能做出最终的正确决定。李元度和刘蓉知道曾大人的习惯，思考起事情来没有时间概念，所以悄无声息地离开。

当夜，曾国藩出了军营，护卫要跟随，曾国藩制止了。他缓步走上一块土丘，站在那里。温度并未因太阳缺席而降低，热风吹到他脸上，如同火炭。

夜是那样静，曾国藩能听到自己的心跳。猛然，土丘下面的草丛里窸窸窣窣地响，像是小猪抢食。一条毫无精气神的蛇爬出来，直起上身，仰望曾国藩。

曾国藩立即浑身发痒，一抖，苍白色粉末飘曳而下，这是新癣。他痒得龇牙咧嘴，急忙跑回军营，如释重负地挥毫泼墨。

他已打定主意，允许罗泽南支援湖北。凌晨时分，这封洋洋洒洒的信件终于完成，他派人送出去，同时请来刘蓉。

刘蓉一进军帐，从曾国藩耷拉着的双眼就知道了曾国藩已做出决定，并且执行了。他不由得叹口气，曾国藩也跟着叹息道：“很多人都舍我而独立门户，使我一人独任其难，抑何不仁之甚也！我虽知罗泽南的方略眼界高超，但就是解不开这心结。在这种时刻，他竟然抢先离我而去！”

刘蓉不语，这种时候，他不知该说什么。因为曾国藩用了他最拿手的辩证法。

曾国藩难过，罗泽南更难过。在送行宴上，有人问罗泽南：“曾公（曾国藩）兵败怎么办？”

罗泽南含泪道：“天若不亡本朝，曾公必不死。”

这句话动人心弦，在场众人都流下眼泪。罗泽南给曾国藩写信，深情款款道：“我走非是离公而去，实是为公开辟。公沉溺九江、湖口，本该走，却不能走。其中苦楚和深意，我心中有数，所以才去开辟第二战场。我一走，公更孤独凄凉，所以请公万不可再主动出击，耗损元气。待我第二战场传来佳音，再做下一步打算。”

曾国藩对罗泽南言听计从，自罗泽南走后，无论水军还是陆军都没有主动进攻过太平军，所以当时九江和湖口风平浪静，双方军队好似木雕泥塑。

但好日子在1855年十月底抵达终点。罗泽南把湘军一支精锐从江西带到湖北后，正镇守武昌的拥有超人智慧的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立即发现湘军在江西的薄弱，于是在1855年十月底亲自率军从湖北跃进江西，一路披荆斩棘，连下湘军数座城池。曾国藩惊慌失措，慌忙将围攻九江的周凤山部调到樟树镇。

樟树镇在南昌南90公里处，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南则可进攻赣州、南安，北则可攻武宁、新昌和南昌，以通九江之路。曾国藩把湘军主力转移到樟树镇，就是为了保卫南昌和自己所在的南康。

石达开解了九江之围后继续发力，以雷霆之势在江西横冲直撞。曾国藩在南康大营魂不守舍，一日数惊。但在众人眼中，他仍表现了作为领袖的魄力，镇定自若，尤其在抚恤伤兵上，发挥了仁者顶级风范。他清醒地认识到，越是身处危局，越要镇定，越要倾尽全力维系人心。由于人心被他维系得滴水不漏，所以湘军虽屡遭败仗，士气毫不见衰。

但士气这种东西只能是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战场不是内功表演场，凭的是兵强马壮，而不是气。

1856年年初，石达开四路纵队进攻曾国藩眼中的樟树镇，周凤山不听曾国藩的嘱咐出兵迎战石达开，结果是惨败逃往南昌。太平军得到樟树镇，南昌城人心惶惶，鸡飞狗跳。南康城里的曾国藩更是心胆俱裂，慌忙奔回南昌，收拾残兵败将，抵御即将到来的太平军。

太平军并未如猛虎下山直奔南昌，而是在南昌外围慢慢蚕食。太平军推进得越慢，曾国藩的恐慌度就越高。他再也没了从前的沉静之气，惊慌失措地写信给胡林翼，要他派罗泽南回援。胡林翼不同意，他以战略伟人的口吻对曾国藩说：“攻陷武昌就可解南昌之围，曾公您要挺住！”

曾国藩哀怜地回信道：“我如何能挺住？湘军陆军不足三千，水军只有二千三百人，兵力单薄到如此程度，别说守南昌，就是从南昌逃出也觉形单影只。自出山以来，从未遇过如此艰难之境，让人想抱枕痛哭。”

然后，他不再诉苦，而是冷静地分析起来：“湘军和长毛在武昌、九江一线已陷入战略相持阶段，既然武汉久攻不下，不如抽调罗泽南援救江西南昌。如此则无损于攻武汉，而有助于救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