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得上树碑立传的人物，当然为数不多，丰碑巨碣，铺叙详尽，获得某位名公巨卿的碑铭，就不仅可以了解他的一生，还可以了解到许多有关的历史事件。如果他在史书中有传，则可与碑文互参；如果史书无传，则可补史书之不足。其作用之大，是不难看出的。

后世出土的唐人墓志，比之碑碣，其数量要大得多。因为唐人继承北朝遗风，重视墓志这一体制，地位不分高下，性别不分男女，凡有条件者，都有墓志随葬。由是存世墓志之多，远超禁止立志的南朝，即与重视碑志的北魏、齐、周等朝相比，也有巨大的差别。

唐代墓志大小不一，有制作极精者，有制作粗劣者；有文章写得很好的，也有草率成文的；有的书法佳妙，也有的仅能结体。但判断其文献价值，则不能以墓主的职位高下和志文的篇幅大小为标准。

自从岑仲勉在《续贞石证史》中介绍《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之后，诗人王之涣的生平方为世人所知，于是古时的一切模糊影响之谈一扫而空，有功于唐诗研究匪浅。原石拓片已由李希泌发表在《曲石精庐藏唐墓志》中。又如另一盛唐诗人李颀，成就至高，然生平不详，《唐才子传》仅云“开元二十三年，贾季邻榜进士及第，调新乡县尉”。《千唐志斋藏志》载大历四年（769）邵说撰《唐故瀛州乐寿县丞李公（湍）墓志铭》云：“酷好寓兴，雅有风骨。时新乡尉李颀、前秀才岑参皆著盛名于世，特相友重。”这可能是在时人墓志中叙及李颀历史的仅存文字。可惜李颀本人的墓志未能像王之涣志那样重现人间，提供宝贵的史料，澄清一些疑难问题。

碑刻的情况相同，不应以体制大小区分价值高下。例如宋拓《雁塔唐贤题名》中有云：“侍御史令狐绪，右拾遗令狐绹，前进士蔡京，前进士令狐纬，前进士李商隐，大和九年四月一日。”考蔡京于开成元年（836）进士登第，李商隐于开成二年（837）登第，与题名年代不合，这一“前”字显为后来追添。《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神龙已来，杏园宴后，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及第后知闻，或遇未及第时题名处，则为添‘前’字。或诗曰：‘曾题名处添前字，送出城人乞旧衣。’”蔡京与李商隐伴同令狐子弟出游，正依附其门下时，此一题名可作佳证。

由此可见，唐人石刻对于研究唐代文学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一方面的研究，宋代即已开始，并且做出了很大的成绩。首先从事这一方面工作的，要推欧阳修。

欧阳修有《集古录跋尾》十卷行世。他注意搜集前代石本，其时距唐至近，所见到的碑志，也以唐代为多。他所收集的金石文字共有一千多卷，作有跋文的有四百二十多件，后又命次子棐作《集古目录》二十卷，系统加以整理和著录。

继欧阳修起而做出很大成绩的是赵明诚，他收集了金石文字两千卷，著有《金石录》三十卷，内中也以唐代的石刻文字为多。赵明诚撰跋尾之文共五百零二篇，对许多问题做了深入的考证，有助于唐代文史的研究。例如该书卷二八《唐元结碑》曰：“右《唐元结碑》，颜鲁公撰并书。案《唐书》列传：结，后魏常山王遵十五世孙，而《碑》与《元氏家录序》皆云‘十二世’，盖史之误。又《碑》与《元和姓纂》皆云结高祖名善祎，而《家录》作善禘，未知孰是也。”足以显示碑文对于研究唐诗具有重要的参证作用。